星期日的阳光由半遮半掩的棉麻窗帘的缝隙中偷偷溜了进来，溜到了我的床边。我一睁眼，便望见枕边一道橙黄色的束带。我盯着它，直到望得它羞赧了，一点点地移到了床下。我拿起枕边的手机忘了一眼时间，显示6:05分。我不得不叹了一口气，把手机扔在了一边。如果是工作日这个时间，别说是阳光，床边放个鞭炮都未必能把我叫醒。每天七点半的闹钟要响过三四遍，我才会不情不愿地起床。白天又觉得脑子混混沌沌，睡不醒。

但是一到周末休息日该用来补充睡眠的时候，我却又醒得异常早。我常把它归因为阳光——因为阳光想把我叫醒，也是因为我总拉不严窗帘。

我睁着眼睛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感受着那仅有的一点睡意也从我身体里一点一点消失。待它消失尽了的时候，我便起身走到阳台，把窗帘全部拉开。不受阻碍的阳光立刻倾泻进来，跌撞着洒满了我的阳台。我连衣服都懒于更换，拾起一本书坐在沙发上读了起来。

那是一本有关存在主义的哲学读物，书中的文字晦涩难懂，需要相当的精神集中的状态。我对书中的内容有些兴趣，但还未到让我认为如此费时费力是值得的程度。我读它们更多是想训练自己的专注力。这确实有所成效，每天读完一个小时类似的书目后，再读其余的书都会觉得无比轻松。但细思索来那多少也带有些自虐的倾向，通过给大脑加重负担，让我觉得这个休息日没有荒废。如果休息日当真用于休息，我会产生很强烈的负罪感。只有通过阅读与写作将时间填满，负罪感才会消失。所以即便在仅有的休息日中，我的生活中也没有娱乐，没有游戏，没有电视剧，没有网络小说，没有小视频，没有社交平台，也没有省钱攻略。我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老旧古典的世界里，把一切现代化的事物都排斥在外。

我读了半个小时，感觉注意力难以集中，文字里的某些内容勾起了我的其他想法。我开始浮想联翩，以至于眼睛扫过几行文字我却不明白它在讲什么。大学时读西方原版文学也有这种感觉，我能看懂每一个单词，但我无法将它们连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我随手从书桌上拿了张卡片夹在书里，然后去厨房煮了点速冻饺子作为早饭。早饭后，我径直回到书桌前，一个摊开的笔记本上尚写着我的听罗大佑《你的样子》时记录下的感受，零散而无趣的文字：

在伤感的雨声中，或是风，或是雪

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悲怆

在飘零的尘世中，我们艰难地前行

风呼啸而起

哪里有笛声，或是吊唁

我只感到悲伤，悲伤流淌成呜咽的小河

你在凝望她孤独的同时，也望见了自己的孤独

他的浅唱，或是低吟

轻轻地，轻轻地

生怕惊动那梦里呜咽的人儿

也生怕止不住他的泪

泪自那河里流出

风卷起钟声和鼓声，鼓是那可人的手鼓

直待一切消散殆尽

我惊讶于自己言语中的苍白无力，读着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却无法与我脑海中回响着的那首歌产生任何关联。我想再听一遍《你的样子》，但我不想再把手机带进这个纯净的世界中来。我再度看向角落中的那把吉他，想象着那里放置一台留声机的样子。也许我应该联络秦扬去看看他说的那台二手留声机。二手的不怕，只要能用，二手甚至更好，更具有古典韵味，价格也会便宜一些。但就是有什么在阻止我下定决心。我不知道这是否与秦扬有关，如果安琳对我说她亲戚家的店里有卖，我还会不会犹豫？也许依旧会，也许阻挠我的恰是我那犹豫不定的性格，我需要一个推力使我做出决定。于是那个推力来了。

我收到了X从大洋彼岸寄来的礼物。那个包裹送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上面遍布的英文字母还以为是送错了地方，我还从没有试过海淘。X和我联系时他也没说人在海外，他只是发信息问我是否还在这座城市，我说还在，他又问我要了我的地址，说是有一份礼物要寄给我。我把地址给了他，又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在玩儿音乐，便没了下文。

快递送来是他与我沟通后三个星期后，我几乎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于是我盯着那4A书本大小的快递盒忘了好久，才从寄信人信息那里认出X姓名的拼音，地址则是美国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城市，我把快递盒拆开，层层包裹下，居然又是一张黑胶唱片。套壳又是一片空白。

又多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我给X发了一条“快递已收到”的消息。这次他连回都没有回复。我也不愿再发信息向他寻求解释，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神秘感，这恰是我和他都喜欢的。那我又何必破坏这神秘感？

但是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礼盒却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一台留声机不可，哪怕是二手的，或许X恰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身在大洋彼岸也探测到了我的犹豫，所以特意给我寄来一剂定心剂？

第二天工作时我找到秦扬，问他朋友的留声机还在不在。他让我等一下，先问一问他朋友再说。我于是又抱了一点侥幸心态，如果它不在了，已经出手了，便说明我和它没有缘分，和那几张唱片里的音乐（或是别的）没有缘分，我便会说服自己放弃，不再执着。

但我的侥幸又落空了，秦扬回复我它还在。于是我们约定在那个周末去他朋友那里看一眼。

我在满怀期待中度过了一个星期，而这期待中又带了一点犹豫和不安。似乎是如果给我反悔的机会，我随时都会反悔。但问题却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悔。我的期待中总是会夹杂着不安。如果没有中间的等待过程，如果我在询问秦扬之后能立刻见到它，这种不安感才会消失，因为那结果是即刻反馈的。等待的过程便带来了不确定性，哪怕这不确定是微乎其微的，它仍旧会使我焦虑不安。我的期待程度越高，焦虑感就越强。我讨厌这种不安感，连带着便也对使我陷入这种不安感的物事感到怨恨，也对这种引发不安的事物的期望感到悔恨。我宁愿倒退回去没有选择这条线路。

这大概是因为我讨厌（或者不如说是畏惧）不确定性，而更倾向于安稳。但一味的安稳又让我感到厌倦，我把它视作牢笼，寻求突破口，但每一次哪怕些微的改变，些微的脱离轨迹我都是在挣扎中完成的。

我庆幸没有人能看到我内心每天不断上演的这些矛盾挣扎，因为每次深入剖析自己发现到的矛盾性都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神经病。

好在这是忙碌的一周，忙碌使人麻痹，使人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我相信如果把我的思考告诉我妈妈，她一定会说我是没事闲的。当我心中有些想法的时候，我从来都觉得无人可倾述，有些话说出来便感到羞耻，又无人可理解。所以我只能诉诸文字。文字能让我少些羞耻感，但也不代表能带来解脱。我大学时期是“网络文学”最兴盛的时期，它似乎意味着文字的自由和无限的交流。于是我也曾试过写一些文章发表到网上，我期待着能有陌生人来与我进行一番“亲切而友好的知心交流”，但结果却是太让人失望以至于伤感的。如果你在现实中向一个陌生人倾诉，他大概会寻找些话语来安慰你，哪怕言不由衷，哪怕他在内心仍旧觉得你是个神经病。但隔在电脑冰冷的屏幕后，人的语言更加锋利，更缺乏同情，趋向于嘲讽和暴力。我很快便断绝了在网络求取认同的想法，网络不存在阅读，自然便不存在理解与认同，更不存在思考。即便在今天公众号阅读大行其道时，我仍旧保持此种观点：互联网不存在阅读与思考。

和秦扬约好的那天早上，我照例起床读书。读书有时能使我安定下来，有时却使我更加焦躁。这天不巧是后者，文字就像一些毫无意义的笔划的组合在我的视觉里一一闪过。我没有办法，只得放下书（也许也是因为这是一本太旧的书，缺少那种定人心神的墨香），从柜子里取出那三张A4纸大小的黑胶唱片，打开纸盒外包装，一一轻抚着它们装在着音符的崎岖纹理。人类究竟是怎样发明音乐的呢？又是怎样创造音符和五线谱的呢？我对此感到好奇。

摸一摸这些冰冷的铁盘倒当真让我镇定下来，我于是收拾好东西出门。和秦扬约定好的地方是我大学的校门外，他的朋友似乎就在那附近居住——即便不是这样，这个地方对我们二人而言倒也是非常理想的碰头场所。

学校的大门还是从前那样，没有什么变化。学校也许就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地方。我离开校门已有五年，我在这个城市周转了五年，却从没回这个起始的地方看过一眼。即便是X回到了这个城市，我和他在学校附近吃饭那次，我也没有靠近看一眼。我对它没有眷恋，也许是我打心底缺乏对它的归属感。

我没有办法产生归属感，即便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也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它太积极，太阳光，也太务实了，就像我那朋友，看得透彻，所以如鱼得水。但X就不属于，他太跳脱，太任性，太不合常规了，所以他一身才华，长相也不讨人厌，却不受欢迎。

秦扬呢？我不了解，他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会受欢迎的人。他似乎忧郁而愤怒，但你不知道他这愤怒来自哪里。是天性使然呢？还是为某一段经历所触发？我想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奇，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我等待有五分钟左右，秦扬也到了。他并没有吃到，是我早到了，但他对比我晚到表达了歉意。不过是随口的，漫不经心的。他没有穿那件传说中程序员人手一件的格子衬衫（在办公室里倒是经常见到他穿），而是穿着浅灰色的棉质长袖T恤和一件深蓝色式样早已过时的灯芯绒裤。他没有戴眼镜，办公室里不戴眼镜的人不多，但我想仔细回想一番，却不记得他平时是戴或是不戴的，似乎是不戴的。鞋子倒是很普通的旅游鞋。不过近些年来旅游鞋已成为时尚，满大街都是穿长纱裙配旅游鞋的女生，在高中那会儿这么穿是要被人笑话的。我也穿着旅游鞋，不过我更喜欢牛仔裤。在办公室时我会穿裙子，搭配更正式一点的平底小皮鞋。我喜欢职业装，简约而又不失时尚感的，不要太休闲，也不过分正式。我刚毕业就职的那家公司里，这是要求，男人都是休闲款式的西装，女人各种OL装束和高跟鞋。现在高跟鞋已经没人穿了，大家都嫌吵。在互联网公司，你穿得太正式反而显得死板和突兀，有人恨不得穿拖鞋来上班。不过我还是喜欢我从前的装束，那是我的穿衣风格。我只是把高跟鞋换成了平底鞋，这样既舒服，也不会吵到别人。

人总是喜欢通过穿衣打扮来揣摩对方的人品，性格和癖好，这在我看来极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但没办法，我不喜欢的事物才会用什么价值观念来套，归根结底不过是不喜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