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还无暇思考这些。我们度过了一段悠闲地吃吃玩玩的日子，去了趟天津，在海河的各个桥上悠闲散。随即租房子，十一过后他便开始上班，而我却再度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艰难的找工作的经历。

我从没有想到过那会是这般的艰难。整整两个星期，我始终在家里，投出去的简历全部遥无音讯、石沉大海了，这与我两年之后再次找工作的状态形成了截然鲜明的对比。我自以为足够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公司眼中却是一文不值，所谓的全栈工程师好似什么都会做，但又似乎都不纯。后端说我偏前端，前端说我偏后端，结果就是谁都不要。这时我经有怀才不遇之感，大批量海投简历，寥寥几家面试的结果，两个offer竟都是后端，这还真是讽刺。

我选了一家创业公司，三单一双。原本我已经做好了周末单休的心理准备——我以为我做好了，但我只坚持了一周。促使我离职的绝不仅仅是大小周，我在那三个星期内只做了一个筛选功能，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无所事事，且不是我一个人无所事事。但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在那里，我只看到一片忙忙碌碌的假象，我无法融入其中，我感觉到孤单而压抑。这一切都是我对未来的工作感到恐惧，于是我很快就放弃了。

第二轮找工作反而没那么艰难了，后来这家公司从一面到终面的面试官似乎对我很满意，而我对双休、领导及工作内容也很满意，于是一拍即合。

那时已是年底，在那之后不久，那件影响人们生活大事件——新冠开始了。一个不安分的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约定都在变化，连上班的时间都在推迟。居家办公开始成为了常态，而结果并不喜人，不安、焦虑、烦躁，被各种心绪困扰着。

但是在那个冬天，我的沉寂已久的诗情却再度活跃了。从19年底到20年秋，我自以为自己的文字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开始脱于意识流而趋于文学性了！终于摆脱了那种安妮式的矫揉而空洞的文风，反而有了细致的描写，又不乏俏皮的想象。在感到文风逐渐成形地同时，我也发觉到自己对自然的感受越发的敏锐。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我开始尝试手写。许多文章先是在活页纸上打了个草稿，然后再整理到电脑上的。夏天起，我更是用买来工作使用的硬面点阵本随意写东西。那期间写下的随感和日记，除了少数几篇作为博客发出来，多数都沉寂在那个本子里了。如今翻开，才惊讶于我原来写过这么多！

开始想要拿它来写，多半还是因为买了新的钢笔水——色彩雫的彩墨，还第一次买了midori的A6方格本。从那时起，我开始一步步陷入的文具的物欲里，一边享受手写，一边臣服于“买买买”的快感中，有时甚至迷惑于究竟谁是本，谁是末了。

现在会看起那一年的文字，我依旧感觉不到任何些许的焦虑感，但焦虑仍然存在。表象上，我的生活足够安逸：工作上没有多少烦恼，内容是我所喜欢的，充实而不枯燥；年后公司搬到了租房子的地方附近，这里紧邻奥森和清河，每天午饭后到清河边散步，眼望着花开花落儿，耳听着鸟鸣蝉鸣，我细细地观察平日被我忽视的那些草木树木，感觉到自己身处的环境与这座城市的格格不入。

安静舒适的表象下，焦虑感仍不定期而至。时长没有由来地，无缘无故地生气发脾气，一个人掉眼泪或是大哭。我感到没有安全感，不知未来会怎么样。我为此感觉到愧疚，因为我的情绪发作时常是小题大做，甚至无理取闹，而他却被迫承担了我情绪中所有非理性处。这份负担是沉重的，我很清楚。

这一年里，我仍旧延续着一年一部小说的习惯，写完了《莫斯科与扶余》。18年我在为这部小说撰写开头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究竟想要写些什么。重新下笔的时候，我需要给他定一个主题，我便把主题定为了“旅游”，但这并不能算作是主题，只是内容而已。快到结尾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它的主题是什么了，那便是我一直以来讳而不言的“女性主义”。

它写的是两个女性的旅行，从长白山到呼伦贝尔，追寻着我曾经的足迹。其中夹杂着两个女主角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她们对婚姻以及异性的看法。结尾处她们的莫斯科火车之约并没有实现，因为我并没有去成莫斯科，如果去成了，那这部小说可能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这几年我很少再出门了，部分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想走便走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对旅行这件事情本身也失去了兴趣。比起旅行，我更享受坐在书桌前的静谧的午后时光。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终于明白了自己最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的欲望非常简单，我想要一间书房，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