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想法，起始于2016年，也便是我刚刚写《墙角》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各种尝试写武侠小说，挖了许多坑，总没有结束的。而这便是那许许多多的坑之一。当时的原稿我还保留着，如今开篇的郑侠献《流民图》及至少年旧曹门抚琴都还是2016年原稿的故事。只是从那少女沐瑶的出现才是新版的故事。

我是先想写一部历史武侠小说，还是先读了史书才想到写这部小说，我如今已然记不清了。总之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于《辽史》大康三年间耶律乙辛之乱。耶律乙辛先是制造“十香词”事件，诬陷皇后萧观音与伶人通奸，然后又诬陷太子耶律浚谋反，使年仅二十岁的耶律浚被废杀。这个事情一直让我感到荒唐，比汉武帝因为巫蛊事件废太子还要荒堂。耶律浚是独子，已是储君，没有和他争皇位的，根本没有谋反的动机。辽道宗耶律洪基便这么相信了，甚至都没给太子辩解的机会。而太子被废被囚之后，又被耶律乙辛暗害，谎称病死，耶律洪基却连尸体都没验。整个事情总是让人想不通，不合理之处太多。

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很为这个太子不值，所以我的初衷是想把他写活了（笑）。当时这小说似乎只写了一万多字便坑了，但其后许多年我仍旧抱着把它写完的执念，这执念远比其他任意一个“坑”的执念要重。这执念也体现在我之后写的许多小说作品中。

《莫斯科与扶余》中叶华研究扶余历史，想要写的武侠小说便是它。

《爵士与蓝调》中乔诗绘辞职后写的武侠小说也是它。

《韶华不为少年留》里提到的我一直想写的《道遥游》也便是它。

《高手》（原名《一蓑烟雨任平生》）更是它的前传。

近十年的构思沉淀后，我终于在2024年，在我儿子出生后，在我刚刚休完产假回去上班之际，开始起笔为这个长达八年的执念续写新的篇章。

恰如《韶华》中所提及，这部小说初定名是《逍遥游》。大概写到第一卷结尾时，我把它改为了《燕舞韶音》，那时我在写以及我想写的，还是一个琴师和一个舞姬的武侠故事，历史只是作为背景点缀，可有可无。但你若读过这四卷小说会发现这在这个版本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深度嵌入历史的，历史为主，武侠为辅——这整个转变便发生在第二卷。具体来说，是发生在第二卷第五章，也便是白鹄下狱这章。

这一章也是在我手写历史上，破天荒地推倒重写的一次（把废弃的页粘上）。这次的重构便是察兀剌·乌洛这个辽国将军的诞生，它颠覆性地改变了我整部小说的格局走向，把它从一个武侠江湖故事推回了历史中，与历史再也分不开了。也便是在第二卷结尾，我把小说名最终改为了乌洛与耶律浚初见的那句《孤雁何辜》。

我现在回想着仍旧觉得有趣，因为我一直开始设计的白鹄便是白衣琴师，道家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却一点一点创建出了一个狼的形象，它一点点强壮，一点点成长起来，一点点便替换掉了我一开始设定的那个道家隐士。琴与狼，两样完全相反的意象竟在我的主角身上融为一体，他既是察兀剌·乌洛，亦是白鹄，哪个是表，哪个是里，作者我本人也说不清。

整个第二卷乃至第四卷结束，主角的身份地位都还在不断重构，不断升级。无论是察兀剌·乌洛，还是白鹄。起初我给察兀剌·乌洛的设定是东宫骁狼，也便是东宫的侍卫，然后是东宫将领，再然后直接升级为左皮室详稳。由武人，升级为将军，便给了他重度参与战争的可能性，也给了我自己深入描写战争的可能性，于是才有了整个第四卷《破阵子》，有了五路伐夏（虽然视角限定在了鄜延路这一路）。白鹄则是从我最初设定的教坊御前琴师，直接升级为了太常寺协律郎。这个过程中是细致深入的两国官职制度调研。《宋史·职官志》我反反复复核对了好多遍，它的很多记载都是矛盾且模糊不清的，再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找实例一一核对。白鹄每一次官职的变迁，在小说里只是不起眼的儿个词组，背后则是无数史料翻阅的结果。

但我自我感觉设计最精妙的还是虚构的这个白家，尤其是白鹄这个失踪的十二岁少年，让察兀剌·乌洛借壳重生，这不是传统的隐姓埋名（像林清一样），而是直接继承了另一个人的身份以及全部社会关系——后者在传统武使小说中也许不重要，但在真实的北宋制度社会下却极为重要，所以白鹄才可以在宋国重走仕途，而林清只能是流民。

主角身份提得越来越高，历史嵌入得便也越来越深。不知不觉中，各等历史人物也纷纷出场。书写历史人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史书、教科书、百科中记录的人物总是呆板的，但是将他们写进小说里，人物会活过来。两年四卷的书写下来，我对书写历史的兴趣已超过了写武侠的兴趣。尤其是北宋历史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这部相当详尽的史料。我的整个第四卷《破阵子》基本便是贴着它的原文扩写文学化的。

这部小说的体量，从我最初估算的20万字，到30万字，再到40万字。再到干脆扩充成三部曲，百万字打底，从熙宁年间到靖康，一直写到北宋灭亡，涵盖宋、辽、西夏、金四国历史。按照我现在一年手写两本（约十万字）的速度，要十年以上。等它写完，我的儿子便也长大了（笑）。写一部小说，让它陪着孩子一同长大，这也许便是作家的浪漫了。

《韶华》里面提到《逍遥游》有写到：

它的主题‘有关民族与侠义’太过宏大，我没有那个信心给它写出来它，超出我的能力和阅历，或许还需要数年的累积。

但我现在回首这个主题时，我感觉到的不是宏大，而是空虚，有关民族与侠义的什么呢？

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的确是有有关民族偏见的，沐瑶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这其实是受《天龙八部》的影响，预设了宋辽对立的背景。但当我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天龙八部》的历史大环境是严重错位的。澶渊之盟之后宋辽百年和平，无论是从《续资质通鉴长编》还看宋辽官方往来，还是从“三言二拍”等小品文中看民间交往，都没有那种严重仇视的情况。宋国境内也是有大量契丹人的，禁军番号里还有“契丹直”，根本不会出现《天龙八部》中对契丹人人人喊杀的情况。所以在我小说里这些民族偏见主要集中在前期，以沐瑶等底层为主。后期白鹄身份暴露后，上层对他的考量都是相实用主义的，这才是大国天朝该有的。所以整部小说的主题不再是民族偏见，像白沙帮的民族敌视，到第三卷结尾也被证实是集体情绪的煽动，恰如他们对朝廷本身的不信任一样。

整部小说是两条线交织，一条是开篇以沐瑶为视角，以白沙帮为中心，以“辽人乐官诱拐宋女”一事为核心，解构反思传统武侠“以暴制暴”的行为。杨依依的“救人为主，除害次之”便是作者价值观的体现。同时也通林清这个人物表达“复仇”这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的荒诞性。当然白沙帮这条线并未结束，重点还是在第五卷。

至于主角白鹄这条线，则是更明显的“反战”主题了，我想我写的并不隐晦（笑）。从乌古平叛的战场创伤，到白鹄回忆中数次对战争的反思，再到最后第四卷对五路伐夏的正式描写，这个话题贯穿始终。

五路伐夏是元丰年间，宋国趁夏国政局动荡（西夏梁太后囚禁了国君李秉常）展开的一场全面战争。其时不同于后世宋辽对立的想象，熙宁开始，宋夏之间战争才是最频繁的，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宋辽则始终和平。这场战争如果参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实打实的侵略性质的。按照宋神宗的战略布局，是五路直捣灵州，有一举灭夏的野心。

一场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过程荒诞至极（简直是喜剧，只不过这喜剧以无数人命为代价，让人真心笑不出来），结果惨败。只不过受限于主角视角，我只写了种谔这一路，这一路却觉得是最能体现五路伐夏战略错误的。种谔虽然史书总说他冒进，又舍直取迂（这两个根本矛盾嘛），但我觉得他每一场战术没有问题，不像那一群宦官文人瞎指挥。有问题的根本是五路直捣灵州的战略，以及五路各自为政的事实。最终承担后果的，则是底层兵民。

所以整个小说第一部，副标题我定为《止戈》，用意很明显，不再赘述。

从前我写小说，都没有大纲结构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小说结构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人物自己生长出来的。但是这部小说却是有工整的卷-章结构，这其实还是根据我手写的物理结构，一本（Midori A5笔记本）便是一卷，一卷十章，每一卷都以词牌名命名，按照词律填词（没有严格遵循词律，只简单押韵脚），每一句对应一章内容，作为一章标题，每一卷中的章节标题合起来便是卷首词。

这是写完第一卷之后的突发奇想，一开始还觉得难，要遵循词律，还要贴合每一章内容是真的很难。但只要放弃严格遵循词律（其实词律主要是用于唱的，像苏轼作词经常都不严格遵守），更注重贴合内容，慢慢便能填出规律来。

当这样一种卷的结构成为习惯后，我的写作内容情节安排便会以卷为单位进行考量，每一卷哪怕有物理页数限制，其所能承载的内容体量也能估算出来。第四卷便是典型，哪怕没有看前三卷，这一整卷由开始到终结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五路伐夏）。在此基础上，我发现我可以把它改成按卷更新的形式，可以保持我现在年更的节奏，毕竟这是个超长篇幅体量小说，我没有办法等它全部写完再更（笑）。

长篇创作是一个漫长而寂寞的事情，但这部小说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在我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从来没有哪部作品让我投入到痴迷的程度，尤其是第二卷的后半部分，辽国回忆篇那部分，从构思到成稿，我失眠了好几日，甚至哭了好几场。我不知道我的笔力是否足够把我想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但是单这个故事本身足够让我抑郁的了。毕竟如我在本文开篇所说，我与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为了把耶律浚写话，结果我还是把他写死了！于是整个故事的格调便都是悲的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不以商业化为目的创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不论成果如何，不论我是否当真能写出中国古代版的《战争与和平》出来（野心不小是吧哈哈），这个过程本身是令人非常痴迷的（哪怕我总是写得手疼）。值得投入我的一生。直到……再也拿不动笔为止¹。

1.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是真的拿不动笔了。这篇后记是用写乐21k搭配Paperblanks写的，特别费手……